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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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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探本溯源-四柱命理学预测指南》作者王炳中，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社出版）四柱命理学是周易实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年以来，因其信息量大、反映准确、不太受场态影响而成为了人生轨迹预测的大宗之法。以致王朝更迭、世事变迁、文明进步，该学问却长盛不衰。

在深入研究四柱命理之前，也曾怀疑过命理学的准确性。因为它与现代思维方式与理念格格不入。但是，求实的思维使我不盲目相信什么，也不盲目否定什么。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明摆着：在我们没有掌握某一原理、技术与方法之前，是没有资格对其进行评头品足的，更没有资格对其下是与非的结论的。在二十余年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后发现，四柱命理学是一门学问，在阐述人生轨迹方面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然而，因其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机理与现代科技的严重不一致，致使四柱命理的当代价值与群体价值远远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视其为迷信者仍为数不少。于是，决定要写一部能够指引后来者步入这座神秘殿堂的书籍，能够引起科技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人士高度重视的命理学著作。

笔者2008年台湾版的《六爻预测指迷》、2010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还本归宗——六爻预测指南》写了六年，本书从起笔开始至今也绝不少于这个时间。但因四柱命理学的博大精深及研究实践的局限性，写作过程中不时有新的思想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时至今日，也不敢说自己针对命理论断的每个观点都绝对正确而经得住千万例的检验，只能说是到目前为止笔者的观点而已。再者，人生信息十分广泛，本书所论不管是应用基础理论还是分断理论都是博大精深的命理理论中的一部分，正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近些年，现代科技出现了通过检测人体基因而预知人体健康的技术。即只要婴儿一出生，通过血液采集到他的基因，便可知道这个婴儿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会得什么疾病。这一方向吸引了尖端科技工作者的深研及世人的追捧。据资料介绍，最新成果准确率已达到85%。而且，正在向性情、智商、职业特点等方向的预测延伸。然而，很多世人忽视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四柱命理学，一千多年前便做到了这些，而且很客观地说还不止这些。

从某些角度来看，四柱命理学其实就是全息学，即通过人出生的时间全息出人生的生命轨迹。然需强调的是，我们老祖宗的全息学，是精神对物质和精神整个人生的全息，而现代全息学只能做到物质对物质的全息。因此，四柱命理学当是更高层次的全息学。

四柱命理学可以说又是遗传学的祖宗，因通过一个人的四柱命局，可以知道其父辈乃至祖辈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很多信息。因其存在于一个命局中，因此，父辈的信息和自己的人生信息是不能完全割裂开的，这就是所谓的遗传。

四柱命理的当代价值还可由个体价值引发到社会群体价值。2009年的时候，笔者便依据四柱命理学等原理预言，2010年车祸将频发，并且提前在多个场合发布。2010年后得到相关部门统计数据，2010年的车祸率高于往年35.9%。试想一下，如果把类似的周易预测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其价值不言而喻。

四柱命理体系博大精深，再加上前人传承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阅历有限，生命中的有效时间有限，因此要想达到一个高境界便难上加难。试想，没见过多例当代高官的命局，怎能知道什么样的命局叫贵？没见过多位亿万富翁的命局，怎能知道什么样的命局叫富？没见过一定量的各种疾病案例，怎能会断疾病？没见过多例命犯刑狱之人的命局怎能知道牢狱之灾的论断之法？所以，四柱命理成为了周易应用体系中最难攻破的堡垒，以致很多人徜徉于四柱命理体系多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门径就不足为怪了。

也正因于此，一些人才搞出了所谓的新理论，甚至称其为“捷径”，可快速成为大师，以致后来者趋之若鹜，但走进去深入之后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

针对四柱命理学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遗产，自古有很多命理著作流传下来。但客观地说，每本书也都是一个人写就的，那么，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性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在书中。就拿著名的《滴天髓》和《渊海子平》来说，都可称为命理学中的大成之作，受到后人的广泛追捧，然而，它们也都有局限性和攻读的困扰。比如《滴天髓》过分的正五行体系，否定了刑、害、旬空、神煞、长生十二神等，看死了用神，甚至否定了以偏财为父的结论等等，都可谓命理学的误区。《渊海子平》说的东西很多，但杂乱无章，没有注释，很多后人的注释又偏离了子平的本原，对其批判者，恰恰批错了，批者才是远离了子平！

目前四柱命理的初学者相当一部分步入了命理研究的某些误区，其中最大、最普遍的误区是旺衰的误区。四柱上手先在旺衰中打转转，却不知探究这旺衰要干什么。其实，很多命局靠旺衰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者说，广为流传的旺衰理论只能解决小部分命局的问题，对大部分命局是无能为力的。

四柱命理本不该分什么流派，只要是经得住检验的理论，都是中国四柱命理学的组成部分，都应是四柱命理的正源。经过检验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就不能作为四柱理论。四柱的研究与实践者，包括著名大家在内，高度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百不失一”的“高手”只会在传奇中看到。

每个四柱命局都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主流信息，但所反映的信息方向又各不相同，每个命局更不可能都准确地展示出人生非主流的全部信息，比如六亲，特别是远些的六亲，比如岳父母、外祖、姑表亲等。比如，一个老人有很多子女，老人去世的时间信息、疾病种类等在有些子女的命局中有明显体现，但在个别的子女命造中却不能清晰体现，所谓信息同步也是相对的。

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对待四柱理论，命理能干什么，能评断到什么程度，不可虚张声势、无限夸大、哗众取宠、别有用心。不可以一当百，把偶然当成普适。命理具有不变性，也具有可变性，这符合周易的简易、变易、不易的三易原则。不承认命理的不变性是无知（对命理理论与实践的不了解），不承认命理的可变性是僵化。如果命理不具有可变性，那大家就可等天上掉馅饼，医院就没有开设的必要了；如果命理不具有不变性，命理的理论就不存在了，人生也就不法预知。大量的实践证明，四柱命理真的很准。只有确立了这种思想，才能使命理理论服务社会的同时，又不至于消极遁世。

周易是哲学，四柱命理理论中也充满了哲学思想，掌握了四柱命理理论中的哲学思想，会使人生活、事业更美好。掌握了四柱命理的预见性，可以防患于未然，有利于化解家庭、亲友、社会关系中的种种矛盾；有利于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把人体的疾病最大限度地遏制住，达到养生的目的；还可以把个体人的微观信息群体化、社会化，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和谐。

不同层面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追求的人，都有学习四柱命理理论的必要，因为可以在这座宝藏中各取所需。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王炳中壬辰夏于沈水之阳）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什么是四柱命理学

所谓四柱命理学，又称四柱预测学、八字命理学、八字预测学等，是周易应用体系中针对人生规律的一种窥视和预测方法。它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信息源，排出四柱或称八字，来论断一个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及各个阶段将要发生的重大事情。

实践证明，人的命运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提前预知的。这已经被古往今来许多命理研究者所证实，也为笔者的许多实践所验证。尽管其中的奥秘当代科技还无法破译，但人类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现在不能解释的现象，不等于将来的某个时间不能破解，我们可以共同期待这一天。然而可以预言的是，这一天一定很遥远。而一旦就此产生了突破，人类将迎来科技的巨大革命，这场革命将胜过计算机的产生……

因四柱预测应用的信息为人的出生时间，为固定信息，所以，这种预测受场态的影响比较小，不象梅花易数、六壬、奇门、六爻等场态是信息源，受场态的影响相对就容易比较大。

现举一例对四柱命理作以简要说明：

2006年5月12日下午6点生的男孩，排出八字为：

丙癸辛辛大运为：甲乙丙丁戊己

戌巳丑酉午未申酉戌亥

从这个八字看，辛金日主，地支得巳酉丑三合金局，时干透辛金帮身，为身旺；月令巳火，年干透出主气丙火正官，官星得用，月干癸水食神调候，使四柱不至太燥。综合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八字。官星可用，可为官宦中人。八字无财星且禄旺，恐婚姻不美。头两步大运为财官喜用，家庭环境应该不错。运进中年官身并旺，仕途如水……

四柱命理学从创立以来，由于其实用性，预测的系统性、准确性，特别是其可学性，历代广泛流传，成为了预测人一生的最佳方法，也是大宗之法。由于其应用周易的思维与许多原理，因此，也成为了周易应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来自于自然，易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自然、社会的现象和基本原理的写照，四柱预测法也是一样，四柱预测法的基本原理都与自然、社会的基本原理相一致，熟谙自然、社会、人生之理，四柱预测的原理就会了然若揭，预测的准确性也会大大增加。

第二节四柱命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起源与发展

命理理论最早起源于唐代中期，由进士李虚中先生首创。

李虚中，字常容，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是北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元和中官至殿中侍御史。李虚中与韩愈同是贞元年间进士，又同朝为官，命运也颇相似。只是韩愈虽遭厄运而不改初衷，李虚中却深入易道，官也不做了，整日钻研周易及鬼谷子等人的书籍，成了中国预测学的老祖之一，据说可以“百不失一”。传著有《李虚中命书》（旧本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

但李虚中的命理理论现在看来并未完备，因为他只用年、月、日三柱，不用时辰，这样必增加了很多相同的命运机会，分析起来较四柱也更粗糙。试想现在分析一个人的八字，如果没有时辰，必将严重影响其准确率。因此，所说“百不失一”，必为虚传。

到了五代末北宋初年，出了个徐子平，他在李虚中三柱的基础上，把命理理论发展成了四柱，即在原来年、月、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辰。应该说，到了这时，命理学理论才算完备。所以，后人把四柱预测法又称子平术。

徐子平，名居易，别号沙涤先生、蓬莱叟，东海人，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碌子赋注》二卷。

到了宋末，在徐子平四柱理论的基础上，徐子升编辑了《渊海子平》一书，系统论述了四柱论命理的理论，对于中国命理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该书成了后世四柱理论的奠基之作。

明代是命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开国功臣宋濂写的《禄命辨》一文，对命理学做了系统的总结，一时关于命理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名的有张神峰的《神峰通考》、万民英著的《三命通汇》等。

清代命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人物有沈孝瞻、任铁樵及余春台，沈孝瞻的《子平真诠》与任铁樵的《滴天髓》对阴阳五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五行的生克制化作了精辟的论述，具有独到的见解，被后世定为命理学正宗理论，成为了命理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穷通宝鉴》则独辟蹊径，研创了一种独特的论命方式，对命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国时期出现了命理三大家，即袁树珊、韦千里和徐乐吾，号称南袁北韦中乐吾。徐乐吾（1886年～1948年），著有《穷通宝鉴评注》、《滴天髓征义》、《造化元钥》、《子平粹言》等，其代表力作《子平真诠评注》颇享盛名。韦千里（1911年～1988年），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一生著述丰硕，代表作是《千里命稿》。袁树珊（1881年～1968年），为闻名海内的医家、星相家。一生著述颇丰，周易应用著作有《命理探源》、《六壬探源》、《选吉探源》、《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源》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邵伟华先生为大旗的易学应用研究又掀高潮，以洪丕莫先生的《中国古代算命术》为新时代命理学的开山之作，以邵伟华先生的《四柱预测学》为早期代表的四柱命理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四柱命理学的方法、理论及效果都得到了继承和提高，应该说四柱命理学在新时代得到了发展。

二、主要古籍简介

（一）《渊海子平》

《渊海子平》是八字命理学的宗祖之作。由宋代徐升（又名徐子升、徐彦升）根据徐子平命理研究成果编辑而成。

全书分五卷，卷一载有《论五行所生之始》、《论天干地支所出》、《天干相合》、《十干所属方位及十二支所属论》、《论六十花甲子纳音并注解》、《论天干生旺死绝》等篇章，全面介绍了八字命理学的基础知识。卷二载有《继善篇》、《看命入式》等篇章，详尽介绍了各种八字格局。卷三载有《六亲总论》、《六亲捷要歌》、《论父》、《论母》、《论兄弟姐妹》、《论子息》、《论小儿》等篇章。卷四载有《金玉赋》、《碧渊赋》、《爱憎赋》、《万金赋》、《四言独步》、《五言独步》等篇章。卷五载有《正官诗诀》、《偏官诗诀》、《正财诗诀》、《印绶诗诀》、《食神诗诀》、《伤官诗诀》等。其中的很多诀赋都很有研究应用价值，每篇文章一个作者，而大多作者已不可考，而非徐子平或徐子升。

后世研究命理者没有不读此书者，后世的命理学著作也多引用此书的观点与章句。然该书内容多以诗歌和韵文写成，且前后章节散乱，缺乏系统性、通俗性，且原始命例较少，故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有较大的阅读和理解难度。对于该书后世的注解，要辩证去读，因有些注解已经偏离了原著的思想。

故该书当作中级以上读物，或与现代命理著作参读。

（二）《滴天髓阐微》

《滴天髓阐微》宋代京图著，明初刘伯温原注，清代道光年间学者任铁樵批注。

该书是命理学的大成之作，命理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任铁樵毕生研究命学，针对当时命理学偏离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混乱芜杂，偏重于格局和神煞的现象，结合一生命理实践分篇增注，阐微发隐，正本清源，并以大量时人命造作为例证，终于引起了命理学界的高度关注，使命理学返回大道，并更加成熟。此书一出，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作为经典应用，并世代秘传，被古人推宠为命理学中的圣经。正如古人所说：“此中旧籍，首推《滴天髓》与《子平真诠》二书，最为完备精审，后世言命学者，千言万语，不能越其范围，如江河日月，不可废者。”又说：“后学者研究命学原理，得此二书，不致于误人歧途。”

《滴天髓》可谓命理学的高级读物，其以正五行为论命主线，着重于阐述命理的精微，揭露五行的奥秘，旨在使研究命理的人能循正确的途径去解释命运，所以比较适合一般对命理学已有相当认识的人。而《滴天髓》不但是命学中的至宝，更是科学和哲理混合的结晶。内容充满智慧，对命运的分析、演绎，绝对没有故作神秘或导人迷信的地方。

但该书实为命理的半部书，因书中涉猎大运的内容较少，更很少论及流年的断法，也没有触及到人生的万象，基本只在人生的富贵贫贱等大格局上烹炒，在当代社会是难以满足人们对命理学需求的。

同时，由于过分追求旺衰与生克制化，把《渊海子平》中的有些精华也抛弃了，在现实中也存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八字命理学具备一定基础后可反复研读之。

（三）《子平真诠评注》

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沈孝瞻著，民国徐乐吾先生评注。

《子平真诠》当初不过是沈氏的一份心得笔记，在他生前并没有影印成册，只不过是在“幕府师爷”之间传阅而已，三四十年以后，才有人将它印制成书。

该书可以说是命理学不可多得的佳著。该书是以正五行论命为主线，观其论用神之成败得失，又用神之因成得败、因败得成，用神之必兼看于忌神，与用神先后生克之别，并用神之透与全、有情无情、有力无力之辨，论断细微，且辅之以命例为佐。

关于书中“八字用神，专求月令”的观点令很多后来者迷惑不解，笔者将在拙著中加以论之。

该书虽文字不多，却值得所有研读命理学者反复读之、悟之。

（四）《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为明朝进士万民英所著。

万民英（1521——1603）字汝豪，号育吾，明大宁都司人，嘉靖进士，官从河南道监察御史（七品）至福建布政司、右参议（三品）。后远离仕途，隐居三十多年。对星相、命理研究造诣很深，他的《星学大成》及《三命通会》，均被收录于清朝的《四库全书》之中。

该书在命理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主要因为万先生的学术地位很高，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又将其收录，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书共十二卷，前九卷分列了十天干，每天干以日为主，以月时为辅，定人吉凶，后三卷极具实际操作指导意义，是八字学习者不可不看的一本书。

然而，从全书的构成看，是一本命理学的大杂烩，作者的意图是想把该书写成命学集大成者，故此广泛采集、兼收并蓄。万氏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无论十神、格局、神煞、纳音论命，都有其道理和应验性，关键是能否掌握各自的精髓和运用方法，所以他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来处理该书，而自己则没有提出一些能超越前人的新东西，以及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初看时，显得过於庞杂、没有重点，给人以缺少自身思想神髓的感觉。但细看后，会觉得好东西也不少，尤其是十二卷版的后三卷，收录了不少《渊海子平》、《星平会海》和《神峰通考》中都没有的论文，是该书精华所在。

建议具备相当八字基础之后再选择读之，以免主次不分，思路混乱。

（五）《神峰通考》

《神峰通考》又名《神峰辟谬，命理正宗》，是明朝神峰子张楠所著。张楠为明代江湖郎中，细究命理学达四十余年，此书是他晚年70多岁时才写的，可以说是积数十年实战经验心血结晶，与野鹤老人的六爻巨著《增删卜易》有些相似。

在命理学研究方面，作者堪称是一位创新型人才。他博览群书，立五星正说、五星谬说、子平诸格正说、子平诸格谬说、动静说、盖头说、六亲说、病药说、雕枯旺弱损益长生八法说、人命见验说等。对于前人的命学典籍，他尊其正理，辟其谬说，使庸者自聪，智者大成。

该书和《渊海子平》、《滴天髓》、《子平真诠》、《三命通会》、《命理探源》、《穷通宝鉴》、《星平会海》、《命理约言》、《千里命稿》统称为命理学中的十大名著。

该书虽更多内容是对《渊海子平》的注解，但在正格的论述方面更加详尽精辟，通俗易懂，且有自己的实践观点，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命理学佳作。

（六）《穷通宝鉴》

《穷通宝鉴》是明代余春台将江湖旧籍《拦江网》加以整理、归纳而成，而《拦江网》的作者已无可考。

该书以日主五行为基点，与月令对照，结合寒暖燥湿，以官为首、以财为次进行论断，规律性极强。因人的八字共有约五十二万种之多，而研究命理的人一直希望找到一种简捷的方法可以概括所有的命例，而《穷通宝鉴》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尝试。如“某日干生于某月，干透或支藏某某物，即为富贵或贫贱”，就像是一部命理字典，翻书便可查到。由于该书是根据实际操作中总结而来的，可以说有一定的应验性，但若以此为标准，去套所有的命局，就多有碰壁。

所以，《穷通宝鉴》的方法是死法，书中很多论述具有片面性。因此，将该书誉之为“子平之模范”笔者不敢苟同。该书虽不适合入门或初级阅读，但却可以作为中级以上的教材。因该书最值得借鉴的精华就是对寒暖燥湿的精微论断，而寒暖燥湿理论是四柱命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理不通，有些命局便无所适从。

孟子在这一节的结尾处一连为我们创造了两个重要成语，一个是“解民倒悬”，一个是“事半功倍”，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还常用这两个成语呢。孟子这一番话，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至于仁政可行与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经讲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关于“时机”的说法。“时机”这个东西，从远古一直被人们感慨到现在。“梁惠王篇”里我详细介绍过梁武帝，有人曾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评价梁武帝，这两句诗原本是唐朝诗人罗隐评价诸葛亮的。这是英雄式的对“时机”的感慨——时机一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全在帮你，绊一跤都能捡个钱包，可如果运气一过，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实，写这两句诗的罗隐虽然是写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自伤自怜——他自己就一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也算个有名的才子，可科举考试总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说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过钟陵，见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名叫云英的妓女。久别重逢，云英一看，这不是十几年前的大牛人罗隐吗？云英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一句：“十多年不见，怎么你还是白丁啊？”罗隐心里这个气啊，好啊，你寒碜我，那我也寒碜寒碜你，当下作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就是臭文人的阴损，意思是：我考试确实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丢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几年了，怎么也还没从良啊？噢，咱俩可能都是一路货，谁也别说谁！抛开阴损不谈，罗隐确实诗写得好，才气也足，脑筋也快，可就是走霉运，考试考了半辈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咏叹诸葛亮，自然羡慕人家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跟着也由人家后来的遭遇感怀到自己，于是乎“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的“时来”和“运去”还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怀的层面上，“时”与“运”的意义可远远不止于此。其实呢，时也好，运也好，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掐掐指头是能算出来的。怎么算呢？我们看评书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诸葛亮、刘伯温、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和你同姓，你们会套近乎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谁想过没有，为什么都是“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后来人是说“五百年”说顺嘴了，其实这个“五百年”还真是有出处的，“五百年”代表着一个历史周期，这个话头儿在《孟子》里就能找到，《孟子》后文会详细来说，但现在便已经出现苗头了：讲什么时机已到，讲什么一统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现了所以不正常之类的话，等我们看到后文孟子来讲“五百年”规律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可不是随便一说的，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的，并且是五百年一个周期。“历史发展周期说”可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又涉及讲“梁惠王篇”时一再强调的问题——流变。历史周期的说法越来越复杂，被羼杂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行、八卦什么的，最后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般人的心态是，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医生的字你全都认识，医生写的话你全能看懂，那你就会对这个医生的水平产生怀疑了。孟子讲历史周期，讲历史的时来运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历史感悟，而后人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那就了不得了，无限神秘。历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应的，也就一定可以由这个周期来预测未来。像《三国演义》里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阐释了规律，也可以作为预测，这倒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孟子这时候感慨的其实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发愁这个“合”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啊？问题就在这里，这种预测是没有任何量化标准的，到底什么时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还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说“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国人容易相信诸如循环、周期、预测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认为历史是线性的，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已经把历史周期的理论给系统化了，这可给了儒家后学不少的借鉴，没谱的说法越来越多，余绪流入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各种算命理论。而算命先生们往前给自己找祖师爷，竟然也会找到了大儒身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算命先生找到的这位大儒祖师爷，就是宋代理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是理学的五位祖师爷之一，曾经从祀过孔子的。邵康节很好学，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用一种看上去比较神秘的体系写了一部《皇极经世》。对这个书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些印象。有一本被很多人推崇，也流传很广的书叫《了凡四训》，是明朝一个叫袁了凡的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人积德行善的。袁了凡说自己年轻时遇见过一位高人孔先生，断命如神，把自己的命运详细批了一遍，详细到以后考试会考什么成绩，做官做多大，工资多高，反正是把种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推算得非常具体，后来呢，真是惊人，居然没有一个预测是错误的。读过《了凡四训》的人应该都对这一段印象很深，这位孔先生之所以这么神，就因为他“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通行的权威讲本说，这个“邵子”就是邵康节，这个“皇极数”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邵康节在大众心中也确实是一位算命大师的形象，他精通《易经》，是很多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他那部《皇极经世》是一部集算命学之大成的天书。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邵康节要是知道自己被当成算命大师了，非得气死不可，人家是儒家大师，是宋朝理学的五位宗师之一，读书人到庙里拜孔子的时候都得顺便拜拜他，人家可不是在北京天桥混的。邵康节精通《易经》，这不假，可儒家手里的《易经》并不是算命书，朱熹也很精通《易经》，也很精通邵康节研究的易学，也很推崇邵康节，但朱熹就没被人当成过算命大师。《皇极经世》也根本就不是一本算命书，甚至完全跟算命没关系，大体来说，那是邵康节用自己一套特殊系统编纂的历史年表，现代历史专家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来确定古史纪年的时候，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这本书。邵康节确实用八卦辅助推演过历史周期，想理出一个历史发展体系来，但他这些东西既没能准确说明过去，更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民间传说中的邵康节和真实的邵康节之间的差异就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真实的诸葛亮之间的差异，民间传说中的《皇极经世》和真实的《皇极经世》之间的差异也就类似于《诸葛神算》和诸葛亮真实著作之间的差异。余绪流传不止于此，风水里面有所谓的“三元九运”一派，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多说一句，这个《皇极经世》从书名就能大体知道它不是个算命的玩意儿，而且，我们正好顺便复习一下孟子刚才提到的商朝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箕子。书名中的“皇极”是个什么东西？读书如果不求甚解就容易被蒙过去了，这个“皇极”出自孟子经常引据的那两本经典中的《尚书》。当年，商纣王暴虐无道，用人分不清好坏，把孟子刚刚称赞过的这位箕子给关起来了。后来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知道箕子是个贤人，就把他从牢里放了出来。过了两年，周武王来看箕子，问了一个很使箕子难堪的问题：“商朝为什么灭亡？”箕子心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到底是自家丑事，箕子不愿意说，周武王也不好逼问，就转而问他上天安民之道。“上天安民之道嘛——”箕子说，“一共有九大原则。”周武王赶紧把史官叫进来，“箕子老师要发表重要讲话，快给我好好记下来。”史官赶紧记录，而这“九大原则”用文言的说法就是“洪范九畴”，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至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是箕子说的，这倒真不一定）。箕子说：“当年鲧治水的时候乱搞一气，上天生气了，不把九大原则（洪范九畴）授给他，天下就乱成一锅粥。后来鲧完蛋了，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干得很成功，后来又管理万民，也很勤奋，上天一高兴，就把九大原则授给了他，从此治国有了方法，天下便安定了。”上天安民这九大原则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告诉各位，这当中的第五项原则叫做“建用皇极”，看到了吧，邵康节《皇极经世》的“皇极”就是出自这里。那么，什么是“皇极”呢？很简单，就是君王的行事法则。箕子对此有具体解释，诸如君王要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出好表率，大臣们不能结党营私，大家都要走正路，不要走斜路，等等。对这些法则呢，要广泛宣传，要在全国大力掀起学习皇极思想的热潮，让大臣们都以皇极思想指导工作，乃至屠宰场也要宣称自己以皇极的重要思想指导屠宰工作，等等。这就是皇极，是箕子所讲的执政原则。箕子的这个“洪范九畴”里边还真有一畴是关于算命的，第七条“明用稽疑”，是说有了疑难问题怎么办呢，大家猜都能猜到，箕子是商朝人，商朝最流行用龟甲占卜，甲骨文不就是那时候的吗？所以呢，遇到疑难问题，自然就去占卜，箕子又接着讲如何占卜等等。那么，如果邵康节写的真是算命书，怎么也该叫《稽疑经世》，而不是《皇极经世》。说一个从“皇极”衍生来的词。谁都知道——新皇帝上台叫做“登极”，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有“皇帝登极”这种话吗，皇帝登的这个“极”就是“皇极”，代表着皇帝是接受了上天所授的治国方略的，是受命于天的。皇帝都愿意接受这种“受命于天”的说辞，这能给自己的身份披一件合法性的外衣，同理，开国君主们最愿意接受历史发展周期论，因为这意味着前一朝的周期结束，该自己这一朝新周期开始了，说到底还是给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是拿这东西忽悠老百姓，可老百姓有不少人还真就相信这个。这一类从历史循环、人事循环中找规律的想法，就如同现在炒股的人用K线图去作所谓的技术分析，其准确性就和扔硬币看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以对历史的朴素认知犯了一个值得原谅的朴素的错误，可直到现代社会，这类错误还有不少人一再在犯，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理解了。